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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的敦煌，白杨成荫，流水淙淙。在这美好的季节，常书鸿的工作也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当时人手虽少，条件也很艰苦，但大家都想干一番事业，情绪高昂。他们首先进行的工作是测绘石窟、窟前除沙、洞窟内容调查、石窟编号、壁画临摹等。

常书鸿要给数百个洞窟一一编号、普查。可栈道破损严重，高处的洞窟上不去。一筹莫展之际，同事推荐了一种叫作“蜈蚣梯”的独木梯。

“有这宝贝梯子，你怎么不早说？”常书鸿仔细看了看这“蜈蚣梯”，每隔30厘米就钉个短树棍，虽粗糙至极，但好歹是个梯子。

同事对常书鸿说，“上哪个高处，我替你爬，你自己可不要上！”常书鸿一挥手说：“我们一块爬。你不用担心，我小时候，爬树、下湖摸虾，都是好手呢！”

常书鸿手脚并用，爬上了九层楼的高处洞窟，一个洞一个洞地察看，做着调查记录。九层楼最高处为44米，胆小的人站在上面，低头往下看，腿肚子都会打战。

常书鸿爬到编号为第196窟的洞窟，看见洞门口有一行用墨写的字，字迹虽淡，却也能看得清楚：“此洞系从山顶下。”常书鸿领着大家进了洞，这个半悬在30米高处的洞窟的内容，根据题记可知创建于唐景福年间，前室的木构窟檐是莫高窟现存唯一的唐代木构建筑。洞窟西壁《劳度叉斗圣变》，是晚唐出现的新经变中最富有时代特点的经变画。常书鸿也早从资料上看得一些，但进洞一看，却更有胜境。

出洞窟时，同事抢先一步，想将梯头换个位置，让梯子靠得更稳妥一点，不料一用力，那梯子竟歪倒在了山崖下。常书鸿和同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正在危难之际，忽想起了前人的提醒和忠告：“此洞系从山顶下”。一位身手矫健的同事，慢慢爬了上去。众人经过焦急的等待，同事终于取来绳子，将大伙儿挨个“救”了出来。

敦煌，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隋唐的盛景，就像传说中的商队驼铃，悠悠了无踪。现在，这里的生活，被寂寞统治。一位同事发了高烧，迷迷糊糊之际，梦呓似的说：“常，常先生，我，我要是，真是不行了，无论如何，也要把我拉到，有，有土的地方去埋……”

泪水顺着通红的脸颊流了下来，他缓了缓，提高了些许音量：“常先生，可千万千万，别把我扔到沙漠里呀！”

常书鸿硬是把眼泪憋回了眼窝，安慰道：“看你说到哪去了？车子套好了，这就送你去县城医院……”不多时，研究所唯一的交通工具——一辆牛车，在众人的注目中，载着这位同事向县城奔去。

1944年的元旦来临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去掉“筹委会”这三个字，正式宣告成立。

一天，同事慌忙赶来，拉着常书鸿，就往现场赶。原来，同事在泥塑的中心支柱中，发现了写着经文的残片。常书鸿到现场一看，这些保持干燥的写经保存得非常好，轻轻剥开一看，他几乎惊叫出来！“北魏”“六朝”，这些年代标示告诉他：这将是敦煌和莫高窟的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

定下心来后，常书鸿当即决定：为鉴定准确，特地邀请当时正在敦煌佛爷庙发掘晋墓的中央研究院的考古专家夏鼐、向达等人来进一步鉴定。

次日，同事们又夹着一卷经卷交给他，这也是在泥塑旁的土砖中发现的。两次发现所得，计有佛家经、咒、疏等79件；另有写卷碎片32件，价值“不可估量”。

北魏、六朝写经被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久后，兰州的《西北日报》“西北文化”第23期《敦煌艺术特辑》的第一期上，刊载了这条消息，这件事被宣传得轰轰烈烈。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又一年过去了。

1945年，抗战胜利，举国欢庆。常书鸿噙满热泪，站在大佛殿上，抱着那根巨大的钟槌，用力撞响了那口大铁钟。他一边撞，一边高呼：日本鬼子投降啦！

大喜大悲，常书鸿怎么也没料到，和抗战胜利的消息一起到来的，还有当时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无比惊诧，国之瑰宝，这个政府竟弃之如敝屣。

那几日，研究所的同人，个个愁眉打结，人心惶惶。职工走了，学生也来道别。常书鸿叹出一口气，说：“好吧，只要你们心中有敦煌就行！”

夜凉如水，大漠黢黑。常书鸿辗转反侧，不能寐。他们都走了！一个又一个，心爱的学生、得力的助手、相濡以沫的同事、曾经同甘共苦的挚友，都走了。一个又一个，他们都走了！

常书鸿已经接连几夜睡不着觉了。他手持蜡烛，走进熟悉的254号洞窟，站在东壁南段的《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前。饲虎图画的是三太子出猎，最小的萨埵太子，见母虎和七只小虎饥饿消瘦，投身饲虎，后来成了佛。常书鸿想，既然萨埵太子可以舍身饲虎，他自己为什么不能舍身侍奉艺术，侍奉这座艺术的宝库？

“哪怕只剩下我一个人，也不会离开敦煌！不会离开莫高窟！”常书鸿对着千佛洞说：上天为证，就是剩我一人，我常书鸿也不会走！九层楼檐下的铁马风铃，再次叮叮响了起来。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敦煌守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