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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莫高旧影——莫高窟真实的损毁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2022-09-06 22:16:09 7918

摘要:敦煌地区在远古时期本是浩渺的大海,而后海水退去,形成湖泊,今日已成干旱的沙漠地区,年均降水量仅39毫米。敦煌四周环山,当我们乘坐民航飞机俯视敦煌的时候,可以看到绿洲周围呈圆形的湖岸轮廓。莫高窟开凿在敦煌盆地南面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崖高40...

敦煌地区在远古时期本是浩渺的大海,而后海水退去,形成湖泊,今日已成干旱的沙漠地区,年均降水量仅39毫米。敦煌四周环山,当我们乘坐民航飞机俯视敦煌的时候,可以看到绿洲周围呈圆形的湖岸轮廓。

莫高窟开凿在敦煌盆地南面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崖高40米。莫高窟崖面层次分明的砾岩仿佛让人听到远古海水冲刷的声音。

敦煌莫高窟的洞窟开凿在含胶质的砾石崖体上。孙志军2019年摄影

相比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在坚硬石壁开凿洞窟,莫高窟在砾岩层开窟容易得多,一般三五年即可完成一个洞窟的营建。

如莫高窟第94窟因为是晚唐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的功德窟,人力物力自然不成问题,《建窟功德碑》记载“宏开虚洞,三载功毕”;第85窟是晚唐第二任河西都僧统翟法荣的功德窟,《建窟功德碑》云兴功自敦牂之岁,毕功于大渊之年,也就是862-867年,则前后花了6年时间。

莫高窟现存编号洞窟有735个,密密麻麻分布在南北1700米的崖面上,从崖面现状看,古代大约也就7、800个洞窟,毁损不多。

也正是因为是砾岩层,洞窟及其窟内绘塑还是有一些损毁,但对于文物而言,莫高窟至今仍保存4万多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塑像,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世界文化遗存了。

明代初年修嘉峪关以自守,敦煌孤悬关外。清代解禁,贫穷百姓来敦煌垦荒谋生,逐渐有些人烟,一些清代文人对莫高窟文物有所记载,如徐松《西域水道记》记录了敦煌几方碑刻等。

1900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内藏5至11世纪写经、绘画品等文物多达6万多件,但不为清廷所重视,敦煌文人也不懂其价值。1907年英国斯坦因、1908年法国伯希和、1911年日本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鄂登堡、1924年美国华尔纳等到敦煌,拿走了大量文物,并拍摄了一些照片。

就学术史而言,学者对藏经洞文献研究颇深,而对于早年这些探险家拍摄的照片,整理与研究则略显欠缺,大约只有伯希和拍摄的照片出版有较为完整的图录(《敦煌石窟图录》或译作《敦煌石窟》,全6卷,1914—1924年,共收录375张照片,当时伯希和一共拍摄了约400张照片),其他摄影图片多数是作为著作插图呈现在读者面前。

孙志军先生决定站在上世纪初拍摄敦煌画塑照片的位置重新拍摄一张照片,进行对比,看看敦煌画塑百年变化,这就是他的《世纪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一书的来历。

书前有作者所撰《早期探险家、学者和摄影师镜头下的莫高窟(1907—1949)》论文,以34页的篇幅详细、完整地介绍了1907—1949年间拍摄的敦煌石窟照片人员及其背景、拍摄的照片数量及其收藏与刊布,资料信息丰富,是敦煌学史的重要论文。

正文《彼时与此时:新旧影像“重摄”展现》按时代将莫高窟洞窟分“早期石窟——十六国、北朝”“盛期石窟——隋至盛唐”“中期石窟——中唐至五代、宋”“末期石窟—西夏至元”四个单元,以105幅伯希和拍摄的照片为主,从伯希和当年拍摄的同一角度,重新拍摄了彩色照片,以新、旧对比形式展示了石窟绘塑的变迁。

从本书收录的照片看,壁画损毁比较少,而雕塑损毁比较严重。多数壁画损毁来自人为和大自然。斯坦因、伯希和离开敦煌之后,王道士利用他们给的一点点钱,在许多洞窟之间凿穿洞以便通行,破坏了许多壁画,他又将残破塑像收集起来建造千相塔(千像塔),令人叹息。

1935年,英国人巴慎思拍摄的莫高窟,照片左侧是王道士开凿的通行各洞窟的穿洞

1951年,拆除中的千相塔。孙儒僩摄

一些壁画损毁可能来自学者,第158窟北壁举哀图西侧有头裹缠头的吐蕃赞普像,上方题写藏文“赞普”二字,但头像和题记今被人切割。

敦煌莫高窟第158窟各国王子举哀图,左侧是吐蕃赞普。1908年努埃特摄影

敦煌莫高窟第158窟各国王子举哀图,左侧的吐蕃赞普已遗失。2010年孙志军摄影

第285窟北壁画一组八佛,东起第六铺佛像下面发愿文也存在切割现象,大约无法揭取而放弃继续切割,残痕显示切割时就没有成功,伯希和照片保留了切割前的状态(伯希和在这个洞窟大约拍了20张,其中就有北壁东侧、西侧各一张照片,可窥北壁全图。遗憾的是,本书第一部分“早期石窟”所用11张照片中,有5张是第285窟的,但未及北壁题记照片)。

本书每一张照片都有较长的图版说明,介绍图片的内容以及新旧图片的不同,使我们看到文物消失的脚步。

作为长期在敦煌研究院从事文物摄影的专家,图版说明采纳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如第285窟西壁南侧的尼乾子像之前认为是婆薮仙,后来有学者提出是尼乾子(古代九十六种外道之首,就是现在耆那教的祖先)。

第74窟北壁通壁画一铺经变画,内容不明,或认为是法华经变,本世纪初才考证出是十轮经变,本书已经采用了十轮经变的定名,显示作者对石窟研究动态较为熟悉。

但部分图版说明仍可商榷,如第103窟南壁壁画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西侧画佛陀波利事迹),本文仍使用旧说“法华经变”。

第217窟南壁也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西侧画佛陀波利事迹。两铺经变粉本存在关联),本书图版说明提到南壁有佛陀波利事迹画,但误将西侧佛陀波利事迹画称为“化城喻品、信解品”。

本书照片较为清晰,尺寸够大,给读者阅读提供较为舒适的视觉感;每一张图版都有说明文字,方便读者理解。本书以较多的图片和较长较完整的早期敦煌石窟摄影史给读者带来 “敦煌石窟早期摄影简史”的系统知识,大大方便了读者对上世纪初摄影器材的发展变化、敦煌石窟的百年变化等方面的了解。

我不懂摄影,本没有资格给这本书写书评。但我和作者是同年到敦煌研究院工作的,一般来说,同年入职的同事有一份自然的亲切感,所以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推荐更多的读者去体会这本书提供给大家的敦煌石窟绘塑的变迁以及摄影的价值。

《世纪敦煌》敦煌研究院 孙志军 编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王惠民: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先后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学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获博士学位。东京艺术大学访问学者,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长期致力于佛教图像学、佛教文化、敦煌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发表论文110余篇、论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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