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故事，要从公元366年说起。这一年，是前秦的建元二年，一个叫乐尊的和尚，来到了离敦煌城东南约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敦煌的地理位置按照唐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一书的记载，乐尊“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所以就在这岩壁上开凿了一个洞窟...
这个故事，要从公元366年说起。
这一年，是前秦的建元二年，一个叫乐尊的和尚，来到了离敦煌城东南约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
敦煌的地理位置
按照唐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一书的记载，乐尊“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所以就在这岩壁上开凿了一个洞窟修禅。
开了这个头之后，前来建窟修禅的禅师就渐渐多了起来。
时值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虽乱，但佛法大盛，洞窟的修建直接得到了统治者们的支持。及至隋唐，“丝绸之路”兴起，地处要冲的敦煌一带，建窟之风更盛，武则天时期，洞窟修建的数量超过了1000个。
及至宋元两朝，这一带的石窟修建日渐衰落，多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明代封闭嘉峪关，敦煌顿成边塞，至清康熙帝平定新疆，雍正设敦煌沙洲所，当年的石窟才渐渐重见天日。
这一带的石窟有名字吗？当然有。
按当时一位叫法良禅师的高僧在此修禅时的命名，称之为“漠高窟”，取意为“沙漠的高处”。又有一说，称“佛家曰修建佛洞功德无量”，“漠高”可为“莫高”，意为“没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修为了”。
“漠”和“莫”通用，后来就渐渐取了后者。
是为“莫高窟”。
莫高窟外景
莫高窟第275窟内景，建于北凉时期（公元397年~460年），为“禅窟”（供僧人禅行的洞窟）。洞内有大量“本生故事”（记录佛陀成佛之前的故事）。此窟的故事画为敦煌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故事画。（图片来源：“云游敦煌”小程序）
时间就跳转到了1900年。
这一年是庚子年。五月末的时候，京城乌云密布：数万义和团团民准备大举入京，而入驻京城的各国公使馆，也急忙准备从停泊在天津大沽口的军舰上调来军队。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而在人迹罕至的敦煌莫高窟，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却因为一个发现，被载入史册。
那是五月末的一天，按王道士自己的说法，他在清理莫高窟第16窟积沙的时候，发现墙上有道裂缝，然后就和助手杨河清凿开了裂缝。
莫高窟第16窟为晚唐河西都僧统吴和尚所建。图为窟内的北壁的壁画“持花供养菩萨”。（图片来源：“云游敦煌”小程序）
后世有争议，说其实是杨河清发现了这道裂缝后告诉了王道士，但事情的重点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两个人凿开裂缝之后，发现了一个洞，洞内又有一窟，窟内塞满了白布包，白布包里装满了经书和精美的佛家绣像，以及数不清的古物。
他们当时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发现的是一个藏有4万多份经书和古物的大宝库。
莫高窟第17窟内景。此窟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时开造，为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坐像即为洪辩）。西夏统治敦煌时期，莫高窟的僧徒们考虑到战争灾难，就把寺院历代保存下来的4万多件经卷、文书、档案以及佛像画等全部封存在此洞里，然后外筑补壁，并绘壁画掩人耳目。后来僧徒们逃难不归，此窟不见天日近800年。
因1900年被王道士发现，所以又被称为“藏经洞”。（图片来源：“云游敦煌”小程序）
那么王道士为什么要清理第十六窟的积沙呢？
因为他要在这佛教曾经的圣地，建一座弘扬道教的“太清宫”。
听上去虽然有些荒唐，但这倒还真的不能苛责王道士。
王道士生于1850年，籍贯湖北，在酒泉当过兵，退伍后没有职业，就入了道教，一路逃荒流浪，最终来到了敦煌，发现了莫高窟，于是就在这佛教的曾经兴盛之地安了家，起了一座小道观。
王道士虽然当过兵，又是个道士，但道袍一脱，还是个淳朴的农民。他的愿想也不复杂：身在“敌营”，我心虔诚，要让这曾经的佛教圣地，道教弘扬。
王圆箓道士
于是，他带着石灰桶，拿着草刷子，开始把一堵堵画着佛教故事的墙，就给刷了；一尊尊的佛教雕像，就给砸了；一些原本独立的石窟，把墙拆了，给凿通了。
王道士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应该是不会觉得有任何不对的地方的：
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在这儿看管着已经很好了，这些壁画和雕像如果是很珍贵的话，怎么你们从来就不闻不问呢？
图为莫高窟16窟外的三层楼，即为王道士所修建。（图片来源：“云游敦煌”小程序）
不过，挖出的那些经书和古物，饶是王道士文化程度不高，但也知道，这是些不能随便处理的东西。
王道士接下来做了什么呢？
他徒步五十里，带着两卷古经文，去敦煌县城找到了县令严泽，希望引起重视。严县官瞄了一眼就把王道士给打发了——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王道士不甘心，在1902年再次拜访了新到的县令汪宗翰。进士出身的汪宗翰倒没有轻视，带人亲自去了莫高窟，取走了几卷经文，然后留下一句话：
“就地保存，好好看管。”
但凭王道士一己之力，怎么“好好看管”？他又专门挑出两箱经卷，行程八百里，去酒泉找到了道台廷栋，廷栋看了一遍，说了一句：
“这字还没我写得好。”
之后王道士又几次报官，甚至想办法给京城的慈禧太后写了封密报信，但石沉大海——老佛爷早已焦头烂额，哪有功夫管你这些？
一份饕餮大餐，主人不管，那就迟早会引来豺狼。
时间到了1907年。
那一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来到了敦煌，他对王道士说愿意帮他兴修道观，又说自己是唐玄奘的崇拜者，便取得了王道士的信任，被允许进入了藏经洞。
千年古窟，王道士不懂，县官不懂，道台不懂，老佛爷不懂。
但洋人懂。
观摩后大为震撼的斯坦因随即以仅仅200两银子的代价，就拿走了24箱佛经和5箱其他珍贵古物。
1908年，一个叫伯希和的法国汉学家又来了。他精通汉语，更轻松地取得了王道士的好感，而他的中国历史知识和钻研精神也远胜于斯坦因——在藏经洞中呆了整整三周，浏览了全部卷本。
伯希和在“藏经洞”内的自拍图
伯希和拍下的当时莫高窟内的景象
然后，伯希和以600两银子的代价，将其中最有价值和最珍贵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最终大部分收进了大英博物馆。
唐《化度寺碑》拓本，被伯希和带回欧洲，现分藏于巴黎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
劫难远没有结束。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来到莫高窟，掠走约600件经卷。
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来到敦煌，掠走一批经卷，并盗走第263窟的壁画。
同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敦煌，以500两银子的代价再问王道士买了570份古文献。
在这些行为中，尤其以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的行为最恶劣，也最臭名昭著。
华尔纳来到莫高窟的时候，藏经洞中的宝贝早已没了，但他的重点就是敦煌壁画。他用特制的涂有粘着剂的胶布敷于壁画的表层，剥离了莫高窟335、321、329、323、320等窟的唐代壁画精品壁画26块。
莫高窟第320窟（此窟未对外开放）的“中堂式观经变”壁画。此壁画左右两侧上端的山水画，为敦煌山水画的名篇。
画面右侧的上座及下方的佛，比别的人物多一层灰色，这就是华尔纳刷胶之后留下的痕迹。华尔纳在揭取壁画时采取的这种方式极其简单、原始、拙劣而粗暴，导致壁画受到摧残，今天走进一些洞窟仍感是触目惊心。
这些洋人最终是满载而归了，且回国后因为自己的“战利品”和研究而获得了极高的荣誉，但在他们身后，是本已残缺，又雪上加霜的莫高窟。
但在华尔纳的私人信件里，他却成了一个“高尚”的人：
“在这些可爱的佛像脸上，有几个被涂写着俄国军队的编号。从一个宣讲莲花经的坐佛口中，喷出了一些斯拉夫人的下流话……我的任务是，不惜粉身碎骨来拯救和保存这些即将毁灭的任何一件东西。”
按他的说法，中国人都是不懂敦煌的珍贵的，或者是不懂如何保护敦煌的，只有他们才懂。
这当然是一种强盗逻辑。但他的这段话中那句关于被俄国军队涂鸦的话，却又让人如鲠在喉，因为那是事实：
1922年，当时的民国政府曾将500多名白俄流亡者安置在敦煌，他们在那里生活做饭，烟熏火燎，又随意涂鸦，破坏了大量原本美丽的壁画。
如果你们真的懂，又怎么会把流亡者安置在那里呢？
1941年，懂的人来了。
在听到不少朋友赞叹敦煌莫高窟壁画之神奇之后，张大千决定，要带着家人和弟子一起去莫高窟，去把那些壁画临摹下来。
张大千是下了决心的。
他从兰州采购了各种日用品，从印度经西藏运来了各种矿物颜料，从青海请来了制作画布的喇嘛，为保证安全还雇佣了军队。
为此，张大千耗费黄金五千两，耗尽平生积蓄，还负债累累。
但这一切证明是值得的。在敦煌恶劣的气候条件里，张大千和他的弟子们清理了300余间石窟，在洞窟内昏暗的灯光下，他们一笔一笔，将历经千年沧桑的200多张敦煌壁画从墙壁上转移到了画布上。
张大千和弟子们在临摹敦煌壁画
张大千是被完全震撼了，他曾说：
“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近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们敦煌壁画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约一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完整，这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
1943年，张大千的临摹版本在兰州举办画展，一时引起轰动；
1944年1月和5月，先后在成都和重庆再次办展，人头攒动，很多人欲出重金购买，但都被谢绝；
1946年，上海再次举办展览，更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敦煌热”。
很多原先并不知道敦煌壁画的人，通过张大千的临摹版本，第一次知道大漠之中居然埋藏着如此巧夺天工的画作。
张大千临摹的莫高窟唐人菩萨像
张大千的临摹
不过，当张大千享受赞誉的同时，批评也随之而来：张大千在临摹的同时，也在毁画。
原来，敦煌壁画历经一千多年，历朝历代，墙上画满了，就糊上一层石灰继续作画，有的墙壁甚至已有好几层的画。年代久远，外面一层画已经部分剥落，露出了里面一层的画。
而张大千对一些剥落的画的处理的方式就是：完全剥离，露出里面的新画后临摹。
张大千并不避讳此事，他的理由是：既然原画已经破落不可分辨，为何不让里面的新画重见天日？
但也有不少人对“破壁人”张大千的行为提出指责，认为他是在破坏文物。
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曾立刻发电报责令敦煌县长要求查明情况。在张大千结束临摹途经兰州时，还曾遭到国民党军事检查站的检查。即便到了五年后，张大千还被甘肃省议会以“盗宝”和“破坏壁画”罪控告。
张大千是否“毁画”，这是艺术界的一桩公案，但至少官方关注这件事说明了一点：
历经一千多年，懂的人才开始慢慢多了：懂得珍惜，懂得保护。
陈寅恪先生曾说过一句话：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话中滋味，不言自明。
而季羡林先生后来又说过这样一句话：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意味更复杂了一些。
“敦煌学”现在能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首先自然是因为敦煌文化本身的灿烂辉煌，但换个角度来看，那段堪称屈辱的历史，虽然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研究。
当然，我们绝不是抱着一种庆幸的态度，而是应该引起更多的反思。
为什么那么多国宝级的文物，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被堂而皇之地运出国了？
除了“战乱年代”或“政府腐败”等原因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那个时候，我们是真的不懂。
莫高窟第257窟，建于北魏时期。这幅壁画可能是莫高窟内我们这一代人最熟悉的壁画之一，因为根据这幅壁画的故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1981年拍摄了动画片《九色鹿》。
王道士并非没做出过保护国宝的努力，但在他有限的认知里，是不可能知道这个石窟里所有一切的价值的。他虽然并没有将洋人给的银子上交，但也不应该成为孤独的“背锅侠”，他其实只是当时整个中国对国宝文物和对历史认知状态的一个折射：“就地保管”，“字还没我写得好”，当做流放者的宿营地……
所以，这个问题虽然现在已经大大好转和改善，但依旧值得问一句：
如果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敦煌好在哪里，又何谈保护和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