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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1岁起，关友惠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离开过莫高窟。

初到时，他擎着一盏汽灯，甚至用镜子反射一点阳光给洞窟照亮，一幅一幅地临摹壁画。从临摹到研究，他把考古与美术相结合，临摹了数百幅壁画，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在担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期间，还筹划了多场壁画展览，让敦煌文化享誉国内外。退休后，他搬离了敦煌，却仍然坚持每年进一趟洞窟。

关友惠把根扎在了这里。洞窟前扫不完的沙尘、宕泉河里依旧苦涩的碱水和洞窟里那个一坐一天的人，几十年如一日，好像都没有变过。

可画着画着，关友惠就老了。他瘦高的身形逐渐佝偻，年轻时可以用帅气形容的脸上也布满了皱纹，颤抖的双手已握不住画笔，再进洞窟时不得不拄着拐杖。再后来，他得了癌症，被困于病床的方寸之间，却还没忘了壁画研究。

2022年7月10日上午，90岁的关友惠在敦煌病逝，葬于莫高窟公墓。

择一事，终一生，与敦煌壁画结缘近70年的关友惠，去世后仍要守护着他挚爱的莫高窟，就像他到莫高窟第一天说的那样，“要在这里做一辈子临摹匠。”

关友惠在山西考察。图源敦煌研究院官网

先喝十年苦泉水

关友惠对美术的爱好起源于孩提时代。

1932年10月，他出生在山西运城临猗县。山西是个文物大省，遍地古建筑，关友惠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曾在寺庙或祠堂这类古建筑里办学。年幼的他经常拿树枝在地上勾勾画画，临摹古建筑里的壁画、塑像。

中学毕业后，关友惠进入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继续学习，这也是西安美术学院的前身。在学校里，他学习用功，还当上了班长。1953年，毕业分配时，这个一心要到祖国最贫困落后的地方去奉献自己的热血青年，在分配志愿中填了青海、新疆和宁夏，却被阴差阳错分到了位于甘肃的敦煌文物研究所。

从那之后，关友惠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离开过敦煌。而当时，只有21岁的他，对敦煌的唯一印象是，在艺术学院读书时，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先生操着一口杭州腔，开了一场莫高窟相关的讲座。常先生的口音本就晦涩难懂，又因为资金所限没法印画册，关友惠实在想象不出莫高窟到底是什么样。

艰苦是第一印象。敦煌文物研究所挨着莫高窟，离敦煌市区有二十五公里远，当时整个所里就二十多个人，只有一辆马车，稀罕得很。如果私人有事想要进敦煌市区，多半只能坐小毛驴。喝的是莫高窟旁宕泉河里的碱水，口味苦涩，容易坏肚子，用它洗完的衣服也直泛白。

关友惠的工作是临摹洞窟里的壁画，临摹的条件也很艰苦。为了保护壁画，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组长的段文杰提出：禁止直接将画纸按在墙壁上拓印，更不能用手触摸壁画，也不可以在洞窟里使用蜡烛。

没有电，也没有足够的灯，有的洞窟又太深，阳光根本照不进去，关友惠只能拿镜子在洞窟里反射阳光。阳光移动一下，坐着临摹的他也跟着移动一下。

关友惠的女儿关晋文后来也成为一名莫高窟的临摹师，她记得父亲提起过临摹85窟藻井图案时的情况，“藻井所在的窟顶离地面大概有七八米高，他在地面没法看清楚，只好戴着望远镜，仰头用望远镜看一眼，再低下头在画纸上画一笔，时间长了，颈椎疼得很。”

冬天更是难熬，洞窟里阴冷非常，不但手冻得直发抖，调色盘里的颜料也被冻上了。关友惠只好学着老先生们的样子，弄一壶开水，既泡手，又烫调色盘。

段文杰总说，想要临摹好莫高窟的壁画，先喝十年苦泉水。对关友惠来说，又何止十年。

1962年，关友惠被调入敦煌文物研究所新成立的考古组，20年后，重回美术组。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关友惠任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直到1993年退休。

在莫高窟40年，关友惠独立完成或与人合作临摹壁画数百幅，大部分作品都达到了甲级水平。他还参与了敦煌石窟的考古和研究工作，与樊锦诗等人合作发表了多篇关于石窟分期的论文，并致力于在壁画艺术风格、样式等方面的研究，将考古与美术相结合。

关友惠曾骄傲地说，“如果让搞壁画研究的人写一篇文章，抛开内容不谈，光谈艺术的基本造型和色彩这两个问题，我们搞临摹的人一定比只搞理论研究的人说得准确、深刻。”

1975年冬，关友惠在临摹。受访者供图

耐得住寂寞

很长一段时间里，远离市区、交通不便、物资短缺的莫高窟，好像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能在其中生活的人，一定是耐得住寂寞的。

在关晋文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每天一大早就提着水杯去洞窟临摹了，中午去食堂吃一口饭，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家。一周六天，天天如此，“那时候一人进一个窟，父亲天天就孤零零地在窟里，一坐一天，也没个人讲话。时间长了，不仅是他，所有临摹师都有点不太会跟人说话了。”

关晋文是关友惠的长女，就出生在莫高窟，那年关友惠已经31岁了，在那个年代算是成家晚的。一头扎进山沟里的研究员们在被人介绍对象时总是遭到嫌弃，关友惠幸运地认识了一个愿意跟他在莫高窟“吃苦”的妻子。

回忆起父母的感情，关晋文说，妈妈对爸爸很崇拜，“她喜欢画画，向往文艺工作，觉得爸爸是会画画的艺术家。”和不苟言笑、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关友惠相比，母亲爱说爱笑，承担起了照顾儿女和家庭的重担，“母亲总是说，让父亲安心去画画，‘家里的事我来做’。”

小时候的关晋文有时会去洞窟里看父亲临摹，那些壁画里的神佛、动物引起了小女孩的好奇，这时候父亲总会耐心地给她讲壁画里的故事。

长大后，关晋文女承父业，也选择留在莫高窟，做了一名壁画临摹师。但她说，父亲从没有正式教过她画画，也没有刻意引她走上这条路，更是很少从父亲口中听到夸奖。

从小到大，关晋文眼中的父亲都是严厉的，甚至有些古板。他要求吃饭前必须用热水洗手，孩子们觉得烫也不敢吭声；他自己吃饭总是非常简单，一碟小菜，一碗面条，老了之后孩子们想给他做点好吃的补充营养，他还不要；他在一年春节给孩子们准备过一份“礼物”，是一封告诫他们该如何做人做事的信件，关晋文记得，那年自己已经三十多岁了。

关友惠很少表扬关晋文的临摹作品。只有一幅画于隋代的305窟壁画，关晋文看父亲喜欢，便临摹了下来，后来那幅画挂在了关友惠的房间里。“我逐渐明白，父亲不是吝啬于对我的表扬，而是他的标准高，他觉得我在临摹上还有很多不足。”

关友惠房间悬挂着关晋文临摹的作品。受访者供图

“只要我还能动，每年都要去敦煌”

在莫高窟，时间好像过得很慢，洞窟里那些言笑晏晏的神佛、精致隽永的图案，历经千百年却依然没有什么变化，似乎永远也画不完。可是画着画着，关友惠就老了。

他看着莫高窟的条件一点点变好，在他担任美术所所长期间，主持和参与筹备了多次敦煌壁画展览，让敦煌文化享誉世界，他还带出了自己的接班人。

后来的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侯黎明，第一次见关友惠是在1985年所里的迎新会上。他记得，已经五十出头的关友惠还可以用帅来形容，身高有一米七五，又高又瘦，四方脸，大眼睛，操着一口山西话，时不时还冒出两句敦煌话。

侯黎明发现，美术所里的20多人，来自五湖四海，全是外地人，“大家都是因为热爱才到敦煌来的。”对于这些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关友惠格外照顾，给他们安排宿舍，叮嘱他们碱水喝了容易坏肚子，“但没什么办法，时间长了就适应了”，有时家里包了饺子，就叫这些年轻人一起去吃。

他对这些年轻人，就像30年前，段文杰老组长对他一样。那时候每到晚上，段文杰就带着这些年轻人做线描的基础训练。在房间里点上一盏汽灯，大家围坐在一起“练笔力”。每一幅临摹作品，段文杰都会一一看过，指出有问题的地方，再一起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关友惠也是这么指点侯黎明的，甚至还会拿着尺子去量。“如果有什么差错，关老师一点都不会马虎，如果画得实在不及格，即使你下了很大功夫，也会要求你重新画。”

批评得狠了，关友惠还会主动道歉，“这个事情虽然是你有问题，但我脾气不好，对你的批评严厉了点。”连关晋文都说，父亲性格柔和了很多，大概是因为年纪大了。

关友惠在女儿女婿的陪伴下考察龙门石窟。受访者供图

关友惠老了，退休后离开敦煌去了兰州居住，手也抖了，再也拿不住画笔，年轻时长年累月临摹落下的关节炎、颈椎病一个一个找了上来，但他从没停止过对敦煌壁画的研究，也一直惦记着莫高窟。

他仍然坚持每年去一次莫高窟。他曾说过，他的生活、生命都和莫高窟紧紧连在一起，“只要我还能动，每年都要去敦煌。”

关晋文有时间就会陪着，看着父亲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洞窟里，拿着笔记本，认真记录，回去继续研究。他总是乐于帮助后辈解决难题，也会耐心地解答年轻人的疑问，他还经常和女儿探讨接下来的研究计划，叮嘱女儿专心研究，去世前，他仍然坚持在病床上读《印度美术史》。

关友惠没给家人留下什么，在家中甚至找不到他的一幅画作。关友惠一生临摹的所有壁画作品，全都存放在敦煌研究院。

去世后，关友惠葬在了莫高窟公墓，西边是九层楼，对面是三危山。从此，他枕着宕泉河的水，遥看着莫高窟，他和他生前深爱的那些壁画一起，长眠在此处，再也不用分开。

“这是他爱了一辈子的地方，能葬在这里，对他来说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关晋文说。

新京报记者 彭镜陶 实习生 崔健

编辑 刘倩 校对 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