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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载春秋:敦煌莫高窟的前世今生

2022-09-06 22:40:47 5366

摘要:  丝路咽喉  公元前二世纪,大汉的北方边境长期笼罩在匈奴侵扰的阴霾下。  一天,汉武帝忽然得到个重要情报,匈奴人把月氏人撵得一路向西,砍死月氏王不说,还把他的头颅拿来做酒杯。  汉武帝觉得机会来了,立刻征募使者联络月氏夹击匈奴。当时只知道...

  丝路咽喉

  公元前二世纪,大汉的北方边境长期笼罩在匈奴侵扰的阴霾下。

  一天,汉武帝忽然得到个重要情报,匈奴人把月氏人撵得一路向西,砍死月氏王不说,还把他的头颅拿来做酒杯。

  汉武帝觉得机会来了,立刻征募使者联络月氏夹击匈奴。当时只知道月氏在西域,具体什么位置谁也不知道,而且西汉与西域之间夹着匈奴,可能还没到月氏就被匈奴杀了。一个名叫张骞的青年郎官欣然应募,他觉得这是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带领一百多人的西汉使团从长安出发,刚出陇西没多久就被匈奴人逮个正着。单于质问张骞,你们汉朝要越过我去勾搭月氏是几个意思?就这样,张骞被扣在了匈奴十多年。

  直到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张骞和随从才逃出匈奴辖区并艰苦跋涉到大宛,并在大宛王的帮助下,经康居到达月氏。可这时月氏居住地比以前更加富饶肥沃,早已乐不思蜀,不愿再去报仇!

  张骞一行待了一年多,看到联合月氏实在没戏,就决定返回西汉,在返程途中,又被匈奴扣了一年多。幸好赶上单于死了,匈奴内部乱成一团,张骞再次成功出逃。

  这次出使,虽然没有完成联合月氏的使命,但带回了西域各国的风土信息。此后,西汉王朝又通过一系列军事斗争和外交行动,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交流之路,这就是“丝绸之路”。

  而敦煌,既是中原出使西域的出境站,又是西域到达中原的第一站,成为丝绸之路的咽喉。

  在唐朝,敦煌迎来了鼎盛时期。城内店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每天都有早、中、晚三个集市,有着不同肤色、说着不同语言的商人在这里比划手势进行交易。元宵灯节的盛况,长安第一,敦煌第二,就连扬州也不得不屈居第三。

  佛国胜境

  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和尚,他一心向佛,非常虔诚,经常身披袈裟,手执禅杖,云游四方。

  一天傍晚,乐僔来到了敦煌东南的三危山下大泉河谷,经过一天的奔波,刚刚又淋了一场雨,他又冷又饿,十分疲惫,盘坐在绵软的沙滩上歇息。

  此时,雨过天晴,夕阳西下,整座三危山笼罩在一片金色的余晖中,空气中的水蒸气结晶又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

  乐僔蓦地抬头一看,恍惚中,他似乎看到了三危山金光万丈,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三世佛”显出真容,无数菩萨在诵经说法,飞天仙女们在散花、弹奏乐器……

  乐僔被这佛国奇景震撼了,顿感身心愉悦,疲惫尽消,决定在此修行,于是,他四处化缘,请来工匠,在大泉河西岸的峭壁上开凿了一个石窟,莫高窟的第一个石窟就这样诞生了。

  此后的一千年,众多僧侣、信众纷至沓来,开凿的石窟越来越多,这里逐渐成为信仰圣地。

  唐朝国力强盛、丝路繁荣,佛教盛行,莫高窟的营建规模空前,灿烂的佛教艺术一时跃上巅峰。据统计,唐代近三百年间在莫高窟开洞279个,为历朝最多,当时,三危山莫高窟南区崖面上,大小石窟群密如蜂窝,已很难再找到开窟之所。

  敦煌遗书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里却仍旧荒凉破败得让人揪心。

  由于连年的战争和丝绸之路的改道,明朝之后,敦煌已渐渐衰败;到了清朝,莫高窟已是“字落残碑在,丛深蔓草缠”。

  莫高窟看守人——道士王圆箓开始忙碌起来,他正在实施自己酝酿多年的宏伟计划:用节省下来的香火钱和四处化缘得来的钱财,重修和改造莫高窟。

  王道士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雇人清理洞窟中的积沙。5月26日这天,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这个洞窟开凿于晚唐,窟主是河西归义军政权的第一任河西都僧统——洪辩,与莫高窟其它的洞窟相比,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在休息时,王道士无意中发现16窟甬道的北壁是空的,当晚,他破开墙壁,一个塞满古老经卷、文书和绢画小洞窟出现在眼前,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

  藏经洞里有佛教、道教的经卷,也有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有大量的地方文献,上启东汉,下至元代,这5万多卷书籍被称为“敦煌遗书”。其中,地方文献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因为25史记录的都是帝王将相的政治史,而这些地方文献记录的则是老百姓的历史,非常珍贵。

  王道士上报清政府,迟迟未等到回音,等来的却是一群西方考古学家、探险者……法国的伯希和一人,仅花费500两银子,就从莫高窟带走6000多件珍贵文物。

  藏经洞文物从此开始了令人扼腕的流散史,5万多卷经书文献,星散多国,留在莫高窟的仅剩两三百卷。“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儿女

  1935年秋天,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常书鸿偶然看到由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他十分震撼。

  作为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最著名的中国学生、油画大师劳朗斯的得意门生,毕业时,常书鸿却毅然放弃优渥的生活和大好的前程,从法国启程回国前往敦煌。

  那时候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刚刚成立,条件非常艰苦,宿舍所有的设施都是土的,土炕、土凳子、土沙发;由于严重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一盆水擦脸、擦身、洗脚,都还舍不得倒掉,派作其它用场;交通工具是牛拉大轱辘车,职工要进城只能靠牛车或徒步。

  常书鸿原本是西装革履的知名艺术家,到敦煌后穿旧布鞋,睡土炕,若不是戴了副眼镜,和当地农民没两样。

  从1943年到1982年,常书鸿临摹壁画、维护洞窟、植树治沙……坚守敦煌四十年。

  在他的感召下,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孙儒僩、李其琼、李云鹤、樊锦诗、彭金章、赵声良、李萍等青年才俊纷至沓来,从清理积沙、加固洞窟、修复壁画,到风沙防治、环境监测、病害壁画机理研究、保护修复技术研发,再到“数字化”尝试,在一代又一代敦煌儿女的共同守望中,今天的莫高窟,仿佛经历了逆生长——从过去那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壮年。

  如今,窟区早已树木繁盛,瓜果飘香;办公、住宿都搬进了楼房,水、电、网都不成问题,生活条件和城里也没什么两样;研究院和敦煌市之间已经是平坦的柏油马路,每天还有班车接送职工上下班;敦煌市也落成了机场,大大方便了游客往来;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也已正式对外开放,用更加现代的语言向观众讲述尘封的历史。

  虽然藏经洞多数文物流失海外,但是敦煌历史文化的根在中国。

  尽管三危山脚下的大泉已经干涸,然而千年莫高窟所蕴含的文化宝藏记录了我们沧桑而辉煌的历史。

  “敦,大也;煌,盛也。”敦煌二字浓缩了古丝绸之路及汉唐中国繁荣强盛的历史,同时也昭示着它无比灿烂辉煌的未来。

(来源:荔枝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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