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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路咽喉

　　公元前二世纪，大汉的北方边境长期笼罩在匈奴侵扰的阴霾下。

　　一天，汉武帝忽然得到个重要情报，匈奴人把月氏人撵得一路向西，砍死月氏王不说，还把他的头颅拿来做酒杯。

　　汉武帝觉得机会来了，立刻征募使者联络月氏夹击匈奴。当时只知道月氏在西域，具体什么位置谁也不知道，而且西汉与西域之间夹着匈奴，可能还没到月氏就被匈奴杀了。一个名叫张骞的青年郎官欣然应募，他觉得这是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带领一百多人的西汉使团从长安出发，刚出陇西没多久就被匈奴人逮个正着。单于质问张骞，你们汉朝要越过我去勾搭月氏是几个意思？就这样，张骞被扣在了匈奴十多年。

　　直到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张骞和随从才逃出匈奴辖区并艰苦跋涉到大宛，并在大宛王的帮助下，经康居到达月氏。可这时月氏居住地比以前更加富饶肥沃，早已乐不思蜀，不愿再去报仇！

　　张骞一行待了一年多，看到联合月氏实在没戏，就决定返回西汉，在返程途中，又被匈奴扣了一年多。幸好赶上单于死了，匈奴内部乱成一团，张骞再次成功出逃。

　　这次出使，虽然没有完成联合月氏的使命，但带回了西域各国的风土信息。此后，西汉王朝又通过一系列军事斗争和外交行动，打通了中原与西域的交流之路，这就是“丝绸之路”。

　　而敦煌，既是中原出使西域的出境站，又是西域到达中原的第一站，成为丝绸之路的咽喉。

　　在唐朝，敦煌迎来了鼎盛时期。城内店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每天都有早、中、晚三个集市，有着不同肤色、说着不同语言的商人在这里比划手势进行交易。元宵灯节的盛况，长安第一，敦煌第二，就连扬州也不得不屈居第三。

　　佛国胜境

　　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和尚，他一心向佛，非常虔诚，经常身披袈裟，手执禅杖，云游四方。

　　一天傍晚，乐僔来到了敦煌东南的三危山下大泉河谷，经过一天的奔波，刚刚又淋了一场雨，他又冷又饿，十分疲惫，盘坐在绵软的沙滩上歇息。

　　此时，雨过天晴，夕阳西下，整座三危山笼罩在一片金色的余晖中，空气中的水蒸气结晶又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

　　乐僔蓦地抬头一看，恍惚中，他似乎看到了三危山金光万丈，燃灯古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三世佛”显出真容，无数菩萨在诵经说法，飞天仙女们在散花、弹奏乐器……

　　乐僔被这佛国奇景震撼了，顿感身心愉悦，疲惫尽消，决定在此修行，于是，他四处化缘，请来工匠，在大泉河西岸的峭壁上开凿了一个石窟，莫高窟的第一个石窟就这样诞生了。

　　此后的一千年，众多僧侣、信众纷至沓来，开凿的石窟越来越多，这里逐渐成为信仰圣地。

　　唐朝国力强盛、丝路繁荣，佛教盛行，莫高窟的营建规模空前，灿烂的佛教艺术一时跃上巅峰。据统计，唐代近三百年间在莫高窟开洞279个，为历朝最多，当时，三危山莫高窟南区崖面上，大小石窟群密如蜂窝，已很难再找到开窟之所。

　　敦煌遗书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里却仍旧荒凉破败得让人揪心。

　　由于连年的战争和丝绸之路的改道，明朝之后，敦煌已渐渐衰败；到了清朝，莫高窟已是“字落残碑在，丛深蔓草缠”。

　　莫高窟看守人——道士王圆箓开始忙碌起来，他正在实施自己酝酿多年的宏伟计划：用节省下来的香火钱和四处化缘得来的钱财，重修和改造莫高窟。

　　王道士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雇人清理洞窟中的积沙。5月26日这天，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这个洞窟开凿于晚唐，窟主是河西归义军政权的第一任河西都僧统——洪辩，与莫高窟其它的洞窟相比，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在休息时，王道士无意中发现16窟甬道的北壁是空的，当晚，他破开墙壁，一个塞满古老经卷、文书和绢画小洞窟出现在眼前，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

　　藏经洞里有佛教、道教的经卷，也有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有大量的地方文献，上启东汉，下至元代，这5万多卷书籍被称为“敦煌遗书”。其中，地方文献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因为25史记录的都是帝王将相的政治史，而这些地方文献记录的则是老百姓的历史，非常珍贵。

　　王道士上报清政府，迟迟未等到回音，等来的却是一群西方考古学家、探险者……法国的伯希和一人，仅花费500两银子，就从莫高窟带走6000多件珍贵文物。

　　藏经洞文物从此开始了令人扼腕的流散史，5万多卷经书文献，星散多国，留在莫高窟的仅剩两三百卷。“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儿女

　　1935年秋天，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常书鸿偶然看到由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他十分震撼。

　　作为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最著名的中国学生、油画大师劳朗斯的得意门生，毕业时，常书鸿却毅然放弃优渥的生活和大好的前程，从法国启程回国前往敦煌。

　　那时候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刚刚成立，条件非常艰苦，宿舍所有的设施都是土的，土炕、土凳子、土沙发；由于严重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一盆水擦脸、擦身、洗脚，都还舍不得倒掉，派作其它用场；交通工具是牛拉大轱辘车，职工要进城只能靠牛车或徒步。

　　常书鸿原本是西装革履的知名艺术家，到敦煌后穿旧布鞋，睡土炕，若不是戴了副眼镜，和当地农民没两样。

　　从1943年到1982年，常书鸿临摹壁画、维护洞窟、植树治沙……坚守敦煌四十年。

　　在他的感召下，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孙儒僩、李其琼、李云鹤、樊锦诗、彭金章、赵声良、李萍等青年才俊纷至沓来，从清理积沙、加固洞窟、修复壁画，到风沙防治、环境监测、病害壁画机理研究、保护修复技术研发，再到“数字化”尝试，在一代又一代敦煌儿女的共同守望中，今天的莫高窟，仿佛经历了逆生长——从过去那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壮年。

　　如今，窟区早已树木繁盛，瓜果飘香；办公、住宿都搬进了楼房，水、电、网都不成问题，生活条件和城里也没什么两样；研究院和敦煌市之间已经是平坦的柏油马路，每天还有班车接送职工上下班；敦煌市也落成了机场，大大方便了游客往来；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也已正式对外开放，用更加现代的语言向观众讲述尘封的历史。

　　虽然藏经洞多数文物流失海外，但是敦煌历史文化的根在中国。

　　尽管三危山脚下的大泉已经干涸，然而千年莫高窟所蕴含的文化宝藏记录了我们沧桑而辉煌的历史。

　　“敦，大也；煌，盛也。”敦煌二字浓缩了古丝绸之路及汉唐中国繁荣强盛的历史，同时也昭示着它无比灿烂辉煌的未来。

（来源：荔枝新闻）